月1日開始，北京、河南、陜西等十個省市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從今年算起，全國已經有27個省市區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而各方聚焦“漲薪潮”似乎是從5月份開始的。今年5月底，在員工墜樓事件陰影的重壓下，富士康宣布從6月1日起，基層作業員的底薪從950元上升至1200元。這一舉措如同推倒了多米諾骨牌，在中國制造業密集的珠三角、長三角地區，要求漲薪的呼聲此起彼伏。與此同時，有關漲薪潮將導致至少三成企業搬遷海外等等各種聲音也在迅速蔓延。

    那么，漲薪潮究竟會不會給中國制造業帶來危機？漲薪潮難道真的意味著中國制造依靠人口紅利時代的結束？

    工資上浮已成定局：人力成本優勢越來越弱

    筆者近日來到位于廣東省鶴山市共和鎮的真明麗集團，這是當地最大的一家臺資燈飾生產企業，目前有員工8500多人，從5月1日開始，這家公司已經大幅上調一線普工的基本工資。

    “江門這三類地區從670元調到了810元，上浮了大概20%。”真明麗集團人力資源部薪酬經理田丹告訴筆者，這次調薪是按當地政府最低工資指導標準來調整的，而實際上，對于一些技術型的工種，調整幅度可能會更大。該公司一線工人占到了80%以上，基本工資上調20%，這對一個近萬人的企業來說，壓力不小，“每個人一百塊，一萬個人每個月就是一百萬元的支出。”

    與薪酬經理田丹的憂心相比，真明麗控股有限公司主席樊邦弘面對加薪壓力似乎顯得很坦然。

    “經濟在增長，社會在變化，工人的一些要求會隨之逐步增加。”樊邦弘告訴筆者，他們公司是一個集研發、生產、銷售于一體的綜合性控股公司，有自主技術和品牌，相對于那些純代工企業，抗壓能力要強得多。“大部分同類企業都是只做裝配，沒有自己的設計。”所以這些同行都面臨著普遍的加薪困局，那就是利潤減少甚至虧損。

    哈一代玩具有限公司是東莞寮步鎮的一家普通民營玩具制造企業，現有約500名工人，從5月1日開始，這里的工人基本工資也有了大幅調整。該公司董事長肖森林說，其實在調薪之前，制造業的其他原材料成本也在上漲，相比起來，漲工資只不過是成本增高的因素之一。

    東莞厚街鎮一家港資皮具企業最近也漲薪了。企業負責人劉道松告訴筆者，9年前他們將工廠從法國搬到了東莞，正是看中這里的人力成本優勢，最近幾年企業一直面臨著漲薪壓力，但對于他們來說，這種壓力還在可承受范圍之內。

    薪酬競爭仍在加劇：抬高產品價格不可避免

    采訪中筆者了解到，漲薪幾乎對所有企業都會產生成本上的壓力，只不過不同的企業承受的壓力程度各有不同。有的企業感覺明顯，有的企業認為影響并不大。為什么企業壓力感受各不相同，他們又是如何應對的？

    真明麗控股有限公司薪酬經理田丹告訴筆者，目前真明麗公司工人的薪酬約占銷售總額的15%，在漲薪壓力之下，公司主要通過調整工時等辦法來對沖人力成本的上升壓力。“比方說我們會把上班時間縮短，相當于讓加班工資這一塊有一點下浮。”

    另外，田丹所在企業一直在提升自動化程度，盡量減少用工量。他們的工人總數從最高峰時的15000人降到了現在的1萬人左右，這樣一來，人力成本大大下降。不過，田丹判斷，漲薪壓力在未來兩三年時間里依然會存在，企業之間的薪酬競爭也會越來越激烈。

    東莞哈一代玩具有限公司董事長肖森林向筆者透露，他的工廠人力成本大概占到了總成本的25%，在同類企業里，并不算太高。“很多OEM企業(代工企業)只是做一些來料加工，其人力成本可能會占到產品成本的60%，工資上調對其成本影響就比較明顯。”不過，漲工資客觀上確實增加了生產成本，他的應對辦法就是提高產品出廠價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