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島核事故后，我國暫停了所有新核電項目的審批，在等待《核安全規劃》和《核電中長期發展規劃(2005—2020)》調整結果出臺的期間，同核電項目建設的停滯狀態相對照的是圍繞核電發展的各種爭論和探討。而與國外一些國家關于是否要“棄核”的問題不同，我國的焦點集中在如何發展核電上。

        發展是快了還是慢了?

        日本核泄漏事故給全球核產業潑了一盆冷水，事后一些專家和業內人士開始反思認為我國在核電發展上又走入了“大躍進”軌道。中國目前是全球在建核電規模最大的國家，在建24臺核電機組，裝機2540萬千瓦，并一度預計到2020年核電裝機容量要達到8000萬千瓦。而截至2009年底，我國的核電裝機容量僅為910萬千瓦。同時，也有專家表示，目前中國已建成的核電機組不過11臺，而美國已經有100多臺。另外，從國家的能源結構上看我國核電所占的比重也非常低，目前還不到2%，持續增長的電力需求量會進一步推速核電的發展。

       “不能用在建核電項目的數量或者是根據一個發展目標來評判發展是不是躍進了，”一位業內人士說，“如果核電項目的規劃和開發科學合理，不是盲目上馬，圈地設址，即便是世界上規模最大也不應算躍進式發展。相反，如果是為求速度，求政績，看到點甜頭就趕緊上馬，那就算只建一座也是種躍進。”安全是核電發展的“生命線”，應當用安全標準來衡量核電的發展。而核電安全本身又是貫穿一個核電項目整體的動態過程，從前期的規劃選址、項目建設、投產運營到事故預防系統以及一旦出現問題的一系列緩解和應急措施，每一項都和安全問題相關。“拋開事故發生原因，僅看事故發生后的應急處理，比如像人員的撤離，其實日本在這次福島核事故中做得還是很不錯的。”一位核電專家對記者說。核事故應急處理也同樣是核安全的核心問題，核安全不僅僅和核技術本身的安全性相關。

        技術國產化還不夠

        我國核電技術在引進、吸收國外先進技術的基礎上不斷推進著國產化進程。前國家能源局局長張國寶日前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我國核電裝備國產推進情況非常好，“在較短時間內大幅提升了自主制造水平，實現了反應堆壓力容器、蒸汽發生器、控制系統、主泵等一批關鍵設備的自主化制造。我們在核電站鍛件方面有很多創新。”

        “雖然在一些核心技術上我們還沒有實現國產化，但這應該不會是我國核電未來發展中最棘手的問題，隨著我國科技水平的不斷進步核電技術國產化不會成為發展的瓶頸，也許以后要面臨的最大問題是軟實力上的不足。”上述業內人士向記者表示。有關媒體也有文章提出了類似的問題，“必須追問高技術引進：設備可復制，但培育了高技術的人、組織、制度等文化條件怎么復制?操作易學會，但能否掌握原理、系統的解析和控制?”核電要“國產化”的不僅僅是技術這樣的硬件，安全意識、人才培養等核文化軟實力的“國產化”也同樣重要。“軟實力的提升其實更為復雜和困難，它不像技術問題那么‘單純’，而是涉及到方方面面，我們未來應當投入更大的力量來解決這塊”。假設我國發生了福島這樣的核事故，在人員撤離等應急措施方面能比日本做得更好嗎?

        技術路線之爭其實是利益博弈

        核電是投入巨大的行業，一座核電站的資金投入要上百億元。同時核電業還影響著一個龐大相關產業鏈的發展，可以說“一榮百榮，一衰百衰”。目前我國三大核電企業中，國家核電技術公司是以引進吸收美國西屋公司的第三代核電AP1000技術為主，中國廣東核電集團以法國的第二代和第三代技術為主，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則以自主研發的“二代加”技術為主。

         關于我國核電的技術路線統一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止過，有觀點認為，國內核電站機型“五花八門”的局面嚴重干擾了中國核電技術進步和國產化進程，中國核電必須“采用先進技術，統一技術路線”，2004年開始的第三輪核電技術引進的目標之一就是實現技術路線統一。但就目前的情況來看仍然是各自為政。“核電是塊大蛋糕，當然誰都想多分到些，技術路線統一的爭論背后是各方利益的博弈。”上述那位核電專家表示。

         而未來我國核電的技術路線能否實現統一，也許張國寶的話可以回答：“未來能不能走向統一就要看領導人是不是強勢了，如果領導人不夠強勢，那根本統一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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